本報國際問題資深編輯 北大三劍客 王璜、趙海建、王希怡
  新聞背景
  23日,日本某電車線上再現跳軌自殺事件,而眾多候車乘客竟掏出手機,搶拍被撞裂的電車車窗的照片。(右圖)
  近年來日本青年自殺率居高不下,尤其跳軌自殺事件比較頻繁。乘客經常遇到因電車撞到自殺者而取消或延遲發車的現象,甚至已對此麻木不仁、習以為常。
  災難攝影飽受爭議
  王希怡:這件事應該屬於災難攝影的一個案例。災難攝影引起的爭議一直很多,國內國外都有。其中最受爭議的就是1994年普利策新聞特寫攝影獎作品《等著吃小女孩的禿鷲》,最後攝影師凱文·卡特受不了排山倒海的輿論批評而自殺。但是在卡特死後20年的今天,圍繞災難攝影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息過。
  趙海建:一方面,災難攝影有積極的意義:有時候單憑一張富有感染力的照片,就能引起千千萬萬看到照片的人去關註甚至伸出援手;但另一方面,災難有時候也會成為被消費的對象,用來實現拍攝者的野心,或者換取名利。
  王璜:確實,但這兩者的界線有時候並不是太清晰,這也許只有拍攝者自己心知肚明。
  王希怡:智能手機和社交軟件的普及客觀上也助長了圍觀者的“看客心態”。很多人已習慣了一有點風吹草動就掏出手機猛拍,再傳上網分享。這甚至已成為一種潛意識的舉動。
  王璜:地鐵里有太多“低頭族”。他們坐地鐵的時候往往思緒很游離,沉浸在一個虛擬世界中。他們拍照之前可能並不會仔細思考對外界的影響,因為已經區別不了現實與虛擬。
  拍照應註意場合
  趙海建:不管是拍照還是自拍,都應該考慮場合。比如去年在曼德拉的葬禮上,奧巴馬、卡梅倫和丹麥女首相施密特面露微笑大玩自拍;剛剛過去的悉尼人質事件中也有人開心自拍,這些都遭到輿論的嚴厲指責。在這種災難或悲傷的氛圍中,他們的所作所為顯得格格不入。而且,通過網絡傳播範圍大,社會影響不好。
  王璜:前幾日,西安醫生在手術室里自拍的事件也引發很多爭論。雖然在國外這種事兒恐怕也經常發生,不應如此小題大做,但是從人文關懷的角度來說,這確實是有悖“人情”的。
  趙海建:有沒有給予受難者基本的尊重,有沒有體現出基本的人道關懷——這種態度上的差別,應該是區別該不該進行道德譴責的關鍵。
  王璜:這個事情的背景其實是這個年輕人已經自殺了,而並不是等著大家救援。
  王希怡:客觀上說,有些災難是圍觀者即使想施以援手也無能為力的,憑他們的力量無法改變結果,比如“9·11”襲擊,那麼這時候如果他們拍照,我覺得沒必要過多從道德方面指責他們。
  冷漠只會互相傷害
  趙海建:這件事情在日本網友中出現了兩種言論,一部分人認為這些拍照者人情冷漠、行為可鄙,拍照只是為了向人們炫耀自己的見聞。
  王希怡:這就是從眾心理,它會產生責任分散效應,即大家都覺得這麼多人都在,別人不動我也不動,別人拍我也拍,反正法不責眾。這是一種特別殘忍的冷漠,社會上的道德焦慮,就是對這種冷漠的恐懼,因為人人都有需要別人施以援手的時候,而冷漠最終只會造成互相傷害。
  趙海建:另一種觀點則稱,這種行為可以讓眾人知道跳軌自殺會擾亂乘客的行程,十分令人厭惡,從而減少類似事故的發生。
  王璜:這恐怕就要從日本的社會和文化角度來解釋了。首先,卧軌會造成列車大幅度晚點和各種系統上的混亂,這在嚴格要求準時的日本社會是很難接受的。其次,卧軌自殺在日本時有發生,人們從一開始的同情變成了麻木甚至會無情地感覺麻煩。第三,日本的“恥文化”發揮了“威力”,即強調做了一件影響他人的事應感到羞恥,一些圍觀拍照的日本人恐怕是想拍照警醒吧。
  趙海建:不管出於什麼文化背景或目的,我們對任何災難,都應該抱著更多的同情心,拍與不拍都應該有個正確的態度和底線。  (原標題:日本人拍跳軌 要不要譴責惹爭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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